zz箭鱼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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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沿海走私鸦片时,中国清朝政府面临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合法鸦片,就能从鸦片生意中得到巨大税收;但是他们一合法鸦片,就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诸位女士们先生们,设想中国政府派去广东的不是林则徐这么一个不知变通的官员,中国还会签下这么屈辱性的《南京条约》?”
“ 1925年,孙中山英年早逝。如果孙中山不死,国共合作也许就永远继续下去了,以毛为首的更加激进的左翼共产党也许就没有机会当权了,中国也许就走上了民族主义民主国家的道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过于粗略模糊,这就是为什么他死后,三民主义在中国和台湾都被反复借用,虽然这其中的意义已经不一样了。“
“共产党刚建立陕甘宁根据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附近农民分地。女士们先生们,在真正的共产主义中,农民是不应该有自己的土地的。在今后的讲座中,我们将看到,每当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中国就进步;每当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中国就遭难。毛是一个纯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他巩固了权力之后,他试图建立一些共产主义化的制度,结果引起了文革。”
Tom Christensen教授四十多岁了,前额的头发稍稍有些谢顶,可仍然是个风流倜傥的人。他的学生时代一定是个游走在兄弟会和篮球场的精力充沛的少年,他英俊的外表也一定使他赢得过不少女孩的芳心。而他身上现在的那些风度,却和翩翩的少年时代无关。他在中国问题上得到了最严格的西式教育,然后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他是典型的由学术成就而涉足仕途的学者,两年前,他走马上任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副国务卿,主管台美关系。他就是通过这样不断地把自己所学所想运用到实际政策中去,然后逐渐形成了一个自信满满的世界观和沉稳却不失犀利幽默的风度。两年任期满后,他又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对外政策》。
普林斯顿的大班课向社会开放, Christenson教授声名在外,中国近年来又是备受世人瞩目的国家,来听大班讲座的,有许多白发苍苍的普林斯顿的居民。第一次讲座,我头往后一转,决没想到我后排坐着的,是她。她是普林斯顿法轮功的骨干。去年北大清华的大学生到普林斯顿参加 IMUSE北京奥运大学生支持行的时候,我组织过一个面向社会的座谈会,讨论的是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提问阶段的时候,我们疑心她是反华分子,故意不让她发言。她自己站起来,开始叫起法轮功的口号来。我跑到她面前阻止她,她狠狠地推了我一把。后来,奥运火炬到纽约时,法轮功在普林斯顿搞了一个人权火炬传递,站在普林斯顿镇中心举横幅的也是她。正如多数人对于法轮功信徒的印象,她是一个肥胖的不饰打扮的中年妇女,头发生硬得像野草一样,穿衣极没有品位,总是一件破旧的粗厚的绒线衫,对自己衰老丑陋的样子也丝毫没有遮掩的意思。
因为我知道她的身份,不免对她的举止好奇起来。早上九点的讲座,一星期两次,她一次都没有落下过。 非但来旁听上课,还主动要求完成论文。她是提着一只免费的单肩包来上课的,单肩包上写着“美东中国超市”,是新泽西有名的华人食品超市。她用的东西,笔,纸,餐巾纸,也大多是商行免费派发的宣传品。她是游离于美国主流生活之外的,她交往的圈子也许只有新泽西法轮功分子那一帮人。她来 Christenson教授的中国政策课,主要目的不外乎是从中得到有利于法轮功的经验教训。
我坐在普林斯顿最现代的梯形讲堂,近百名的学生们人人开着电脑做笔记。“ 1937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终于形成了第二次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但是上海和南京还是以极快的速度沦陷。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没有用尽兵力抵抗日本,但是共产党的游击战的确比国民党的阵地战好打许多。”这是普林斯顿大学唯一陈列美国国旗和国徽的讲堂,因为在这个讲堂开设的都是关于美国政策和国际政策的课,来这个讲堂听课的学生多数是政策专业,立志毕业后为美国政府效力。学生中有许多华裔,但是中文都很差。有中文很好的白人,对真正的共产主义有强烈的好奇和反感。有一个从台湾女中毕业的女孩子,长得极甜美,才大一。有一个香港人,三个中国大陆人,都是女孩子,都是金融专业,都是出于兴趣来上课,没有丝毫政治野心。
这或许是最好的认识历史的方式。没有呈现任何血淋淋的过分详实的故事,没有宣扬激情或者仇恨,而是陈述一些史实,然后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陈列着美国国旗的讲堂不断提醒着我这里的一切都代表着美方的立场,而正是这样,反而比较容易认清其中的真实。了解别人的立场总比了解自己的立场简单多了。
这门课主要用书八本,各种补充阅读无数,关于历史背景的介绍,主要用的是史景迁的 <The Search for The Modern China>,讲的是从晚明到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历史。这本书有个中译本,叫做《追寻现代中国》,译笔极好,不过只有原书的前几章,到清末民初就没了,毕竟后面的内容太尊重史实了。
前几个星期,去纽约中国领事管更新护照,领馆对面几个中年妇女穿着八十年代款式的肥厚的羽绒大衣,在一条巨幅横幅后面站着,横幅上写着,“真善忍”、“中国言论自由何在”等等。我又看到了那个来听 Christenson课的中年妇女,穿着深蓝色的羽绒服,正在横幅上绑绳子。因为美国言论自由,中国领事馆对这样的示威毫无招架之力。进进出出领馆的中国人,都免不了看看那几个妇女,和那醒目刺眼的大字。周围人议论说,星期一到星期五,她们每天下午都来,站上三四个小时。
谁能想到,真是这个盲目崇拜于一个根基并不扎实、历史并不悠久、文化十分浅薄的宗教的中年妇女,正在读着史景迁娓娓道来的《 The Search for The Modern China》, 正在听曾经的美台关系决策者的讲座,正在试图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成理性的辩证。
最近,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不但那些实在不怎么色情的色情网站被取缔了,同性恋交友网站被关闭了,甚至连十分小资的豆瓣里许多讨论小组都解散了,我十分欣赏的“贺卫方小组”解散了,同时解散的还有“南方周末”以及很多清议政治的地方。甚至,不止这些“右”的小组,连许多诸如“崇拜毛泽东小组”等“左”的小组也被反低俗地和谐掉了。这些事件的分析,崔卫平教授的博客里已经写了很多。我得知贺卫方小组解散的那天,想起那些机灵清爽的辩论,心中涌起一股疲惫的挫折感。我又想起那个中年妇女了。她是个单纯粗俗的女人,大概也不聪明,可她也许比我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们幸运,她有机会读到没有删节的历史书,了解历史的真相。甚至,她也许比我幸运,她能享受着人身安全言论自由,天天站在领馆门前示威,参与到切实的政治中去;而我们,自小听着那些恐怖的文革故事,无心政治,个个都往金融堆里钻。
文革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早就和正统的马列主义大相径庭,退到只有“实事求是”四个字上。为什么实事求是就是社会主义,实在不得而知。 CCP在中国的人心基础,完全建立在和平的爱国主义和物质条件的稳步提升上。全球金融危机,出口大幅缩减,内需依旧疲软,今年是中国经济情况最不容乐观的一年。依赖出口的制造业正面临着大幅裁员和倒闭的危机,最近的数据显示,广州附近近 900家玩具厂已经关了一半。失业率上升自然会大众怨言增多,民怨纷纷则有可能产生政治危机。而中国对于民怨的处理方式 ,就是“反低俗”,就是打压各种怨言的发泄和传播方式。不但是右的怨言,还有左的怨言,既怕又一次疯狂的文革,也怕又一次疯狂的六四。
Christenson教授举过一个例子,“对于中美关系,大家可以想象中国有两种人,一种是沿海的 T恤厂老板,一种是内地的军火商人。沿海的老板想和美国搞好关系,以便卖 T恤衫。军火商人很多都是文革时期得宠现在失意的退役军人,他们想搞出些紧张局势,以便让政府多买他们的武器。”反低俗行动打的是什么牌? T恤商人和军火商人各打五十大板。只求两种权力之间保持现有的平衡,只求经济回归正轨,好让两种商人都哑口无言。
出门能看见很多树。有一棵正对着普林斯顿最美丽的拱门。它高而气派,想必在很多电影里都出现过它,就是那种从拱门往里面看别有洞天的镜头,能把哥特式建筑的优点表露无遗。如果盯着它看,看着它,觉得看着的就是时间本身。开始,它茂密的叶子绿得要流出油来,看着它,觉得时间刚刚在它身上涂了一层绿色油画颜料,还没有干。后来,就留意到它的右上角变得金黄金黄,而其余部位还是流得出油的绿色。这是这里植物最奇怪的地方。它们会变出许多顶鲜艳的颜色,金黄的,赤红的,紫罗兰的,都是油画的色调,它们的颜色是在一夜里面就变好,突然,右上角所有的叶子从绿油油变成金黄。中国的叶子不会有金黄色,只会变成蜡黄然后脆弱得掉下来。我在中国只看到过变成红色的叶子,而那些叶子从绿色变成红色的时候,总是有个很慢很慢得变成半红半黄说不清的颜色的过程,我看着它们,心情会暗下去,觉得生活像叶子一样在挣扎。这是最大的区别:普林斯顿的叶子一夜间从一种欢快的颜色变成另一种欢快的颜色,大自然就像电脑附件“画图”软件那样,点一下,把这块的颜色变掉;上海的叶子总是在挣扎着自己的立场,大自然就像产妇那样,吞吞吐吐地经历痛苦。色调也截然不同,普林斯顿亮得像油画,上海很暗,即使晴朗的天气还是有点阴沉,钢筋水泥灰蒙蒙的,水墨画,太稳重了。我再想想,觉得我之前的经历都是灰蒙蒙的暧昧沉闷,现在被强行加上了许多油画色彩。
还是讲那棵树。我开始留意这棵右上角变得金黄其他地方还是绿油油的树。我早上看它的时候,它是这样的,晚上下课看它,它还是这样的。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时间完全停下来,它的颜色就是那种右上角有金黄的绿油油。可是再过几天,某一个早上,我突然惊讶的发现这棵树右半边全变成金灿灿,而左半边还是绿油油。于是我知道了,就像知道一个好朋友孩子气的把戏却故意不戳穿一样,时间在和我玩“一二三木头人”。我看时间的时候,时间就停下来,我不去看它,它就趁机把树的颜色变掉。我想到一二三木头人的时候,我一下子笑出来。如果看着这棵树,(现在它已经通体金黄),会觉得时间就是那个在原地写王字玩木头人的小孩,会觉得时间就在原地,会觉得时间就在现在,再如何“一二三”也没什么大不了。
我还喜欢遍地都是的松鼠。我喜欢松鼠是因为这里的草地上处处有松鼠,还是因为这里松鼠多我才喜欢松鼠的,我不得而知。在“Sex and City”里面,Carrey说“Squirrels are rats in a nicer outfit.”Sex and City里面,有很多至理名言,我却只记得这样一句机智的笑话。我看到松鼠,想到那句话,又笑,觉得这话实在不对。Outfit实在太重要,谁看到这样一种尾巴又松又大的东西都会不由自主得爱上。我白天走在路上,只看叶子和松鼠,看着它们,心情会变好。我很快就明白了松鼠只做三件事:爬树,钻洞,彼此追逐交配。我有一天,花了整个下午呆呆看松鼠和叶子,觉得心满意足,虽然现在说出来,就像小王子说“有一天我看了43次日落”那样,好伤感。看着松鼠,我觉得时间就是现在,再如何也就做三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觉得时间在原地,在原地跳舞。
我住的Residential College叫作Mathey。普林斯顿有六个Residential College,大一大二的学生住在随机的某个College里。每个college里面有许多相连接的寝室楼,独立的食堂,交际厅,图书馆。大家说,就像哈利波特里面的一样。大家又说,Mathey就是格兰芬多,因为Mathey和格兰芬多的颜色一样,赤红。离Mathey很近的地方,是Rockefeller College,听名字就知道是某个Rockefeller家族的成员投资建的。大家说Rocky的人都是斯莱特林,因为Rocky的颜色是绿色。如果只听着这些笑谈,会觉得普林斯顿真的和哈利波特里一模一样,哥特式的建筑,分院式的住宿体制,大家说,“Princeton is all about exclusive.”于是我觉得时间也exclusive起来了,时间在原地把自己封闭起来,时间还停在哥特式的中世纪跳舞,还停在永远年轻的哈利波特的闪电伤疤里跳舞。
如果只看着这些,看着叶子、松鼠、石头房子,时间停在原地跳舞。可是只要一和那些活生生的人、事接触,我就知道时间不在原地,也不在欣欣然跳舞。在大课上走神一会就发现ppt已经过了十几页,每门课布置的作业大致都要每天花三小时完成,天天总有一个paper或者lab report要交,借了两本想看的书,只看到一半,读得好慢,难过得要死。交到了好朋友,不少,但是没有还没有交到能听我说叶子、松鼠、时间跳舞的朋友。或许只是大家都有做不完的作业、工作、社交,累到不想说感性。有点沮丧,有时候会变得很沮丧。如果问我为什么沮丧,我说大概是觉得不明白的东西多起来了。如果再说得细一点,大概是时间吧。看着活动的人和事,会觉得时间在不断立定跳远,我只看到了所有事情的起点终点,错过了所有过程。
在普林斯顿,有两种时间,在原地跳舞的时间,在不断立定跳远的时间。人能选择自己持有其中的一种时间,大多数人只是过着两种时间交叉的日子。
在原地跳舞的时间里,男孩子和女孩子永远不会分手,他们时时刻刻黏在一起,他们一起安静地吃饭,饭后在草坪上散步,女孩子从很远很远的自己的寝室背着很厚的书等在住在我楼上的男孩子的门口,男孩子来了,他们进了房间。后面的事情我自然不知道,我猜他们很慢很慢地做爱,在原地跳舞的时间里,没有必要很快做爱。她说他们很少做爱,只是每天晚上拥抱在一起睡。她的课很多、很难,她说她累了。有一段时间,她不来了,我有点想她,她说都期中考试了她要复习迎考呢。现在考完了,她又准时出现在男孩子的门口。我每天早上在洗手间见她,她乒乒乓乓地洗脸化妆。她有一个很香港的英语名字,Tiffany。我说你是香港人吗?她说我是科罗拉多人,我爸妈是香港人。我说她长得漂亮有点像章子怡,她说她不信。我喜欢她。
在不断立定跳远的时间里,男孩子有很多女朋友,女孩子有很多男朋友。其实都不算朋友,不过是刚刚认识,然后一夜销魂。总是在聚会上认识,几个人喝得烂醉,一起住到一个人的房间里。我猜想这大概是有竞赛性质的性游戏,比赛谁一夜睡得人多。开始觉得很淫荡,后来听多了觉得很伤感。这样的事情做多了,再大的温柔恐怕也不能感动了。如果做爱都成了应酬,自我就完全被外在吞噬了。我听到这样的故事,觉得这是唯一不能写成小说的故事。
也喝酒,也party。从没有喝醉,从没有夙夜不归。喝酒也好party也好,只是当作社交的必须接受下来,不喜欢不讨厌。我定了很多规矩,譬如每个星期party两次,每次至多喝两杯酒,譬如一个星期至少工作十小时,譬如只用自己赚的钱不用爸妈的信用卡,譬如每天四点睡十点起。想过要爱上谁,要真心诚意地爱上,随即觉得太累了,根本谁都不想爱。当规矩太多的时候,就不想爱情了。从没有哭过,没有受过大的感动,许多委屈压在身上要过好久才明白。从没有哭过,或许这就是沮丧的原因了。
很多人说,普林斯顿的校园是美国最漂亮的。写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菲兹杰拉德还有一本专门写普林斯顿的书《Side of Paradise》。对于菲兹杰拉德,普林斯顿就是天堂。可是,只有那个在原地跳舞的普林斯顿是天堂。偶尔在这里住两天,看艳丽的叶子,看石头房子,看阳光明媚的草地上娇嫩的女孩子端着白白胖胖的苹果机写一篇什么论文,时间在跳舞,这就是天堂。然后真正在这里生活,会明白时间有另一副立定跳远的模样,在那个时间里,时时刻刻都在错过什么重要的过程。
开学之前有个新生适应活动。我和十几个大一新生到Delaware Water上面canoe了七天。晚上住在自己搭的帐篷里,没有灯,什么都看不见。一直不能洗澡,十多人聚在一起,臭呼呼得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干净,睡眼惺忪着,分享今天自己有什么收获。所有的电器啊手表啊都被没收了,当大家在漆黑的夜里聚在臭呼呼的帐篷,不知道现在是凌晨一点了还是晚上八点。如果只通过这样的方式交朋友,会以为时间只有原地跳舞的一面,会想象不出这样的朋友会做出一夜御六女之类的蠢事。掀开帐篷,漫天都是星星。第一次看到如此多的星星,出生在美国的同学也惊讶不已。星星又多又亮,很容易就能看出北斗星座、狮子座、大熊座等等。或许时间也可以是个三维的天空,布满又多又亮的星星。如果只记得时间里的星星,不记得星星周围无尽的黑暗,大概也能抵达天堂。
明天开始放秋假。我整个秋假都在加利福尼亚Sierra Nevada的山上上Geology的课,研究石头种类,研究地质地貌,研究火山,写论文。Icing说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如何如何美,我要去看看。再过一小时飞拉斯维加斯,然后乘车到营地。一直为不更新space而内疚,现在终于补上了。一整夜没睡,不太累。
不太想家,有点想上海,在这里会想起许多以为自己已经淡忘的事情,有时候很消极,除此之外会一直很乐观。其实我很好。
一开始上台的是个黑色吊带衫,黑色皮裙的古铜色肌肤的女子。她的容颜挺漂亮,却不知为什么显得很平庸。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只是逢场作戏地跳着舞,也没有特别留意听音乐,节奏总是错一点。她先脱了裙子,绕着钢管摆了几个姿势,并不撩人,然后她脱了吊带衫,最后把内裤也脱了。她的身材也挺漂亮,她的胸部挺大,她的屁股挺翘,却不知为什么显得那么平庸。有不知好歹的人突然鼓起了掌,她更尴尬了,笑笑,幸好这时这首歌也完了,她就在台边背过身去把黑色吊带衫、黑色皮裙都穿上。她在那愣了一两秒钟,走下阶梯看不见了。
一个丰满圆滑的女侍走过来问我要什么,我脱口而出,玛格丽特。然后才后悔,我本来就有些口渴了,再喝玛格丽特,非渴死不可,我本该要长岛冰茶之类的。女侍身上的白衣服发着银光,我这才发现我身上的白条纹毛衣也是银光闪闪的。原来是整个酒吧装了荧光灯,世上最纯洁的颜色在这里成了最淫荡。
曲子和曲子之间有很长的间隔,间隔的时间放着无词歌,台上空空,几个女孩子坐在台边候场。间隔的时间有些难熬,顾客都互相审视着对方,想知道和自己一同消磨这个无聊之夜的到底是什么人。我附近的一个男人指着台边的几个脱衣舞女中的一个,他说,“你,过来。”女孩子优雅地站起来,笑着走向男人,她把她美丽的身体倾向他,捧着自己的乳房,摆到离男人鼻子很近的地方,虽然隔着衣服,也能知道她异常丰满。舞台的侧面用英文和法文写着:独陪:一只曲20元,一小时100元,谢绝触摸。
这,就是蒙特利尔最佳,世界第八大的脱衣舞俱乐部了。Wanda’s 这是俱乐部的名字。Princess Wanda, 波兰温达公主,其父死后成为波兰女王,为拒绝德国王子的求婚而陷国家于危难而自杀。以这个处女之身的公主命名脱衣舞俱乐部,别有一番耐人寻味。Wanda’s, 温达公主的闺房,美人只能看,不能触碰。
第二个女子登场了,这是个穿着白色及膝连衣裙的金发女郎。她的节奏感好得出奇,浑身随着音乐律动。跳舞于她就好像平常人走路那么正常。她边跳边把连衣裙慢慢提起来,这于她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最后终于全脱了。她的胸没有第一个古铜色皮肤的女子那么大,还是尖尖的三角,像个正在发育中的少女。因为她跳舞跳得那么好,却并不是完美的身材,大家都有些失望,但一想到那样曼妙的舞姿,都又欣欣然,泯一口酒。
晋江上《鹤唳华亭》(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280048)在官推榜首占了好长时间,终于退下来了。并非是因为晋江上有什么小说能好过它,而是《鹤唳华亭》的作者已经两个月没更新。叫作“雪满梁园”、“偷换韩香”或者“大大”的女孩子,将自己全副灵巧的心机放在平生第一份工作上,教育部的公务员。将定权太子和阿宝啼笑颠倒的爱意换成了复制粘贴的文案工作。所有人都要说,可惜啊可惜,这样的天资却没有成作家。可到底合适不合适,岂非冷暖自知?如何是好,如何是差?如何高贵,如何卑贱?又怎是凭着人说便定夺下来的?
第三个女子高挑瘦削,黑发乌眼,一看就是华裔。也许会说中文,也许只会英文和法文。她把长长的头发盘成一个紧而小的髻,刘海是整整齐齐的一字,白色上衣,黑色长裤,像西方人脑中典型的中国娃娃。她年少时一定受过最严格的芭蕾训练,做出来的动作都是明显的芭蕾,太地道太正确,一点都勾不起欲望。她就这么凭着记忆跳了一长段认真的芭蕾,没有白纱裙,没有白舞鞋,只是不断向上向上跳跃旋转,好像更高的地方存在着更好的世界。到最后她都穿着整整齐齐的上衣,只是把长裤脱了,大家都明白了,定是她的胸部太平坦,脱了也不好看。她在台边,瞪着众人,穿上自己的黑色长裤,自始至终都没有表情。
韩香姐姐,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女人也是可以保持尊严的。或者说,只有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只有一切东西都赤裸裸袒露出来,女人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保持尊严。西装革履的职场,女子被上司胡乱摸两把,有多少人会闹翻了去告法院的?裙摆飘飘的派对上,又有多少女子没有被占过几分便宜?反而是在这袒胸露乳的脱衣舞俱乐部,摸一摸就要罚款,两次不改就要被打手教训。在这世界第八大脱衣舞俱乐部,这些生色鲜活的肉体,都保持着各色各异的自尊和灵魂,跳着自己的舞,想着自己的心事。观众多是上了年纪的单身男人,穿着整齐,举止文雅。看着她们浑身汗淋淋地扭动,倒不觉得她们是那些脱下内裤什么男人都能上的便宜女人。或许这不是最幸福的工作,她们个个却都是自愿,她们赚着良心钱—良心钱并不少,世界第八的俱乐部,她们的年收入要赶上投资银行的新手呢。
从普林斯顿的寝室走到教室有很长一段路,沿路是这世上最静美的风景,我看着一路恬美的大树,常常胡思乱想,做着白日大梦。我想,倘若许多年之后,我有了很多富余的钱,我就在普林斯顿建立一个王小波奖学金,专门支持研究科学对文学的影响;我还要在北京建立李银河基金会,推动中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有一次,我这么做着白日梦,看到迎面一个女孩子哭着跟着一个男孩子走过来。她的领子开得很低,她的胸口上是深深的吻痕。我记起上学期的一次匿名调查显示,即使是在普林斯顿这所贵族风气浓厚的学府,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女生在校期间受过性侵犯或者性骚扰。我记起糖果色妆面闪烁着星星眼的亚洲女子,记起亚麻色妆面涂着深红色唇膏的西方女子。无论是哪里,娱乐杂志上报道的无非是,哪个女星身材好,哪个女星吃得少,哪个女星保养得好。
也许世界就是一个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妓院,她脱了,她没有脱。她她她她她她。如何是好,如何是差?如何高贵,如何卑贱?又怎是凭着人说便定夺下来的?可是,这好坏仿佛女人自己也并不冷暖自知了。她们被玩赏挑剔的众目睽睽看惯了,自己要把自己包装成一副艺术品或者色情玩具的模样奉献出来。哪个女孩子不盯着镜子挤眉弄眼呢,哪个女孩子面试的时候还会素面朝天呢?糖果色妆面闪烁着星星眼的亚洲女子,亚麻色妆面涂着深红色唇膏的西方女子。她说,好考哇伊哦^_^!她说,come on baby!她和她的想法究竟有多大不同?她们都像这世界期望的那样沉醉于自己的可爱或性感。
奥巴马当选美国第四十四届总统那一刻,人人都觉得自己活在历史的潮头顶端。人人说,在美国,有什么不可能呢。当选日纽约时报登出的大幅照片,奥巴马亲吻着自己的小女儿,他干练得体的妻子米歇尔背对着照相机看他们。当选第二天奥巴马筹划着自己的内阁,米歇尔穿过芝加哥的街道送孩子上学。1870年,黑人男性先于所有女性取得了投票权,2008年,黑人男性先于所有女性当选了美国总统。
也许永远不可能把女性从被玩赏挑剔的祭台上解放下来,也许唯一追求平等的方法就是把男人从观众中拎出来,扒光他们的衣服,让他们的身材也被欣赏挑剔。我做着白日大梦,多年之后,我有了很多富余的钱,我要投资拍摄以女性为观众对象的三级片,片子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独立冷静的女子因为种种戏剧性的原因和无数男人上床,那女子的形象很模糊,于是所有女观众都能把她想成自己,那无数男子个个乌发面首、风华绝代。我要在上海开受法律保护的男女妓院,所有卖淫者都定期接受医科严查,所有性暴力都能付诸法律制裁。我要在上海最繁华的闹市开世界第一的男子脱衣舞俱乐部,里面工作的男孩子个个收入赛过金融界。舞台的侧面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着:独陪:一只曲20元,一小时100元,谢绝触摸。观众里面有男人有女人,男孩子穿着白衬衫黑色燕尾服,跳着洽洽,一支舞一支舞得脱得精光。这样的改变,这样的努力,和在普林斯顿建立一个比较文学研究,在北京建立一个合法同性恋婚姻的NGO,到底哪个对这世界的影响大一些呢?什么是好,什么是差,岂非要等几十年几百年后思想更新潮的人来评说了?
几十年几百年后,我希望那会是一个更有尊严的世界。
我已经不再喜欢新海诚了,不再喜欢村上春树,不再喜欢徐志摩,不再喜欢席慕蓉,甚至不再喜欢米兰昆德拉了。当初爱的最疯的是我,总是谈知性感性,总是谈空灵飘逸。现在最害怕提起这些人又是我,好像他们都是些不能揭的伤疤。隽永的故事听上十遍总会变成烂俗,机灵的笔法用上一百遍也能慢慢悟出其中的毛病。二十岁,我突然到了对小说出奇厌恶的阶段,觉得自己的二十年都被骗在几种原始欲望混合起来的毒药里。即使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这么聪明的作品,我也止不住回想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什么故事都再没有了新鲜感,再也不能novel,于是我觉得二十岁的我已经又老又乏。我只能去看宋史明史,看每个皇帝长长的谥号,看几百年前女人帽子的式样和月经带的系法。
我的校内上有876个好友,我大概只认识其中的100个。我的facebook上有1223个好友,其中大概只有50个我一年来说过一句以上的话。我有两个特别好友,我认识她们已经5、6年了,这就意味着,五六年来,我再没交到更加知心的朋友。我办过很多社团,当过很多主席,不过我也许更喜欢安静和孤独。我写过很多博客,贴在space、sina、校内、或者facebook上,有很多人看,很多人留言,但总不是我最希望的人。我谈过几次恋爱,我为这些男人哭过多次,激烈地爱过,在他们身上用尽灵感写过小说,连着十小时地长谈过,吻过。我总是第一个对这一切失去耐心信心,总是第一个觉得感觉已经没有了,总是第一个退出。在那么多次之后,我想,幸福是多么容易,而爱情是那么不可能。必须要两个同等条件的人,在同一时刻爱上彼此,他们就处于同样的形势,才能不顾一切相爱。如果他们开始的条件不一样,他们必定彼此算计究竟谁欠谁多些,必定打量到底谁该第一个行动,最后就倦怠了。我总是这么想,然后回归单身。我于是能日日夜夜缅怀着八年之前就暗恋的一个人,在被窝里掐算着日子,掐算着这么永远不可能的一天,我能在他面前说:“我爱你已经爱了八年,可你现在和当初我爱的样子完全不同了。”我明白,他变得如此剧烈,我不再喜欢了。可那种被煎熬的快感还是带着惯性俯冲下去。我喜欢回忆过去想象未来,而我的未来在那句对暗恋的影子说“我爱你已经爱了八年”嘎然而止。他是一切幻影的起点,他理所应当就是终点。
我想过死,把关于死的话题当作是拯救灵魂空虚的救心丸。可是连死这个魔力非凡的字眼都再不能让人兴奋了,我已经过了对疼不疼丑不丑过度关心的年龄,对死亡的哲学意义我也看过不少东西,我能眼睛不眨讲出死亡和阴茎崇拜的联系,死亡和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联系,死亡和口诵传统的联系,等等。这就是我二十岁前半段的时光。不再好奇不再跃跃欲试,对什么都愤世嫉俗。
九月里,朋友说,他开始学中文了,能不能每个星期帮他辅导一小时中文。因为是很熟稔的朋友,我立马就说,当然可以。我周末去他寝室,有时是早上十点,有时是晚上八点,有时,party晚了,直到凌晨两点我才去他房间。他的室友总是都醒着,一个在打游戏,一个在看书,一个,会中文的,在那里唱来唱去总是《爱情转移》。朋友刚开始学拼音,四声的区别对他很难。我就一遍一遍背着李清照或者柳永的词,让他用拼音写下来。我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我再用英文解释说,“绿叶子还是胖胖的,红花却是皮包骨头了,意思是,花儿都掉下来了。”他就笑了,他说,雪莱也说过这样的机灵话。
十月头上,他说他们寝室要办一个派对,有很多学校里不供应的名贵的酒,请我去。一群人在烧酒上点火,然后一口闷下去,很多人都读过生物和化学,就在那里讲酒精性肝炎。喝到一半雪碧没有了,我说我去买,一个人说我们都太醉了,要两个人去买才安全,朋友说,那么他陪我去。我们歪歪扭扭走到小卖部买了一大桶雪碧。我拿着雪碧往回走。他说,让他来拿。我迷迷糊糊地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不能让我拿重东西。我又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喜欢我好久了。
那时,我愣住了。我继续走着,发了很长时间呆。我那时想,尼采在《悲剧的诞生》说,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互不理解。清醒时的人总是想,喝醉是一种多么可笑的事情啊。可是,只有当人喝醉过,才能明白在狂欢的酒醉时也是能思考的,能思考到许多平时根本不能留意的事情,会引起许多清醒时绝对遇不到的结局。人不该总是固守清醒的状态。我想了一会尼采,发觉自己还能回忆出《悲剧的诞生》的大致内容。
我对他说,“喝醉了也不能胡乱调情。你醉了,我也醉了。可我什么都记得。我还能想《悲剧的诞生》,我还能背法语变位,我还能做数学心算。”
他说,“我没有骗你,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我穿着四年前的旧运动外套,里面是一件普林斯顿免费T恤,下面是破牛仔裤和人字拖。我没有化妆,没有做头发,没有戴耳环或者项链。我说,“喝醉能把所有感觉放大一万倍。放大一万倍的痛苦不叫痛苦,放大一万倍的快乐也不叫快乐。这些感受现在就漂浮在一个远方的空间里,像一条条巨大的肥腻的香肠。可是,我醉了,我的身体很轻,好像在这一刻会飞起来,飞出这些巨大的情感香肠,我浮在天上,看着你对一个穿着破衣服的女孩子表白。酒神会鄙视你,日神会鄙视你。你没有选好时机,因为现在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
他想了想,他没有太悲伤,甚至有些面无表情,他最后说,“你说得对,我把事情搞砸了。我该一棍子把你敲晕,好让你忘了这些。明天,等你穿着漂漂亮亮的裙子,戴着漂漂亮亮的头花,再向你表白。”
那时,天上有一轮朦胧的月牙,不伤感也不明快。我几乎带着一种押着韵的诗情,我说,“我以前对你念过一首诗,诗里面说,绿叶子还是胖胖的,红花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因为昨天晚上吹了一夜大风,红花都快吹没了。明天,等你选了一个完美的时机,也许我已经死了,也许我已经倦了。我还是现在告诉你吧,我也一直喜欢着你,我从大一看见你的第一天就喜欢上你了。”
他吓了一大跳,他反反复复地说,“我怎么没看出来,我怎么没看出来,我还以为你喜欢我的室友呢!”
我们拉着手回到寝室,像三岁小孩一样在地上大笑。大家都喝乏了,没人再去要那瓶雪碧。我们在烧酒上点火,看火苗越窜越高,最后把杯子弄爆掉。我们就在破碎的玻璃口上喝酒。我说,我想起了史密斯夫妇。他说,我们还是说说威士忌的种类吧。一杯杯闷下去,我们谈威士忌的种类,谈维特根斯坦,谈人工智能,最后,我们还聊起了拓扑学。
有很多人和我讨论过情情爱爱男男女女的事情。我之前总是劝别人,别要求那么高,总是盯着爱情忘了幸福。那时我认为总是等待这微乎其微的的一见钟情是何等不理智,而我现在却在充分享受这样的日子。这是第一次,我爱的人和我在同一个起跑线,我们只有拼命努力,没有想过谁能占谁的便宜。这把我从那些小资情调的愤世嫉俗中挽救了过来,这或许是我二十岁最大的收获。他高大挺拔,绝顶聪明,和我一样看过过多的书,懂得过多稀奇古怪的学说。我们都喜欢哲学喜欢老电影,而现在我们在一起做的最多的事情,却是查好了菜谱做各式各样的蛋糕。
这是一个有着伤感开头和烂俗结尾的故事,可是既然我不再喜欢那些知性感性空灵飘逸,烂俗的大团圆也并不那么令人厌恶了。我还是想讲讲上文提到的烂俗的死,以及为什么我还想在二十一岁时继续活着。芥川龙之介35岁觉得自己没什么创造力了,就服安眠药死了。海明威62岁觉得自己没什么创造力了,就给自己来了一枪。川端康成73岁觉得自己没什么创造力了,就含着煤气管死了。我的二十岁,我有了个重大发现:真正的爱情并不是不可能的。这虽然是天力使然人力不可为的纯几率事件,但还并不是低到几亿分之一的概率。我还希望好好喘气,拥有700多个我不认识的校内好友和1000多个我从不说话的facebook好友,写一些半通不通的文章,发发神经,流流眼泪,继续吃饭吃菜,遵纪守法。或许,在穷极无聊的哪天,我又能颠覆我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某个观念,然后精神为之一震。我现在已经很少想我暗恋了八年的男人,我已经不再会为幻想中的那天有所期许,我不太怎么欣赏凄凄惨惨的自虐或者自恋了。或者我已经不再懂得青春期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激发,那些没有上下文的大胆宣言。我也不再相信青春年华除了暴力,还有什么怕人的力量或者智慧。我开始想要起承转合,想要理性推断。我大概真的老了,可我还想好好活着,等着明天做一只新的美味蛋糕。
Lily,生日快乐。
无论在哪里,樱花飘落的速度都是秒速五厘米。
或许,在普林斯顿,樱花飘落得更慢一点。我猜,是四点五厘米。Blair Arch的钟是慢的,比外面慢了六分钟。Frist Campus Center的钟也是慢的,慢了三分钟。春意融化了时间,融化了速度。而普林斯顿的春意是粉红色的。所有的树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子。最多的是樱花,还有白中带粉的玉兰。没有风的时候,在树下呆呆站几秒钟,总有一片花瓣承受不住重力以秒速四点五厘米晃晃悠悠地落下来。有风的时候,几十片花瓣一齐袭击过来,揉进头发里,像女孩子的粉拳——不是为了示威,反而是在示弱。它的牺牲了无声息,它的死亡洁净完整。可不多久,总会有人踩到那片花瓣,弄折它,挤碎它。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这句用俗了的话。花瓣落了下来,整个天堂都落了下来。可树上还有那么多同样洁净完整的花瓣,那么多天堂。
我们都是这么想的。都觉得樱花的花瓣永远落不尽,踏在软绵厚实的花毯上面,举头漫天的粉红,总是说,“哟,该拍照了。出门老是忘记带相机。”这么一来有两个星期了,真正拿着照相机出门,却发现粉红中已经绿意盎然。花瓣渐渐掉进了,花期的尽头,叶子的绿芽都探出头来。粉红加上嫩绿,两个都不太出挑的温柔颜色,混杂在一起,远远看起来,是一片洁白。这样的春天是很美好的,可是粉红色的春天的开端我已经错过了。
很少有多云的天气。太阳是热烈烈地扑在面上。再恋静的人,都要换上一身短打,涂上防晒油,拥到太阳里去。太阳照在盛开鲜花的大树上,树下就是大块草坪,草坪上是三三两两比基尼的女孩子,赤着膊的男孩子。这么多完美的身子裸露在太阳下面,或是读书,或是上网,或是谈天,渐渐成了古铜色。
我穿着吊带连衣裙在树下读阅读作业。那篇文章是当代哲学大师Peter Singer讲关于国际援助的。他的观点是每个国家都有责任(而非仅仅道义)用自己的物资和财富帮助所有没有自己那么处境优越的国际。他的论文用完美的逻辑学推断来论证了这个极端平均主义的观点。我坐在普林斯顿四月的太阳里,鸟儿在我头顶的玉兰花上叫着,松鼠跳来跳去,一抬头,Blair Arch的大钟宣告着慢了六分钟的时间。世界很远。天堂很近。我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世界。
我坐在普林斯顿四月的太阳里,这个太阳同时也照在非洲泛沙哈拉的大漠,照在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如果有人在那里植上绿草,植上鲜花,在那里造上宏伟富丽的石头房子,在那里每隔十米就造上个公共饮水池,在那里让每个人都买得起防晒油,那么那里也就能成为天堂。Peter Singer说,既然我们有十棵樱花树,非洲连一棵樱花树都没有,我们自然要分给他们五棵。他这么说的时候,他本人就在鲜花环绕的普林斯顿校园。我想到《小世界》里面写到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都是同样的人。同样的绝顶聪明,各自执着一套总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或许是极端平均主义,或许是极端保守主义,无论哪个主义,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相信这套理论。他们相信的,是理论后面那个冷酷严谨的逻辑游戏。他们写着,世界要平均,可支撑他们写下这套紧密复杂理论的这个富足优渥的社会,正是世界最不平均的一环。他们也不是当真以为世界真的平均得了,也不是当真以为他们办公室门前的五棵樱花树要移到非洲,他们写着这些,无非是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愁苦阴冷的冬天,还偶尔想渴求着天长地久的爱情。在四月骄阳下一晒,三三五五地坐在一处,谁想着的都是如何调情。爱情是被轻视了,无非是因为生活太美好。男男女女嘻嘻哈哈地粘着,不是谁喜欢谁了,而是说,我真年轻,真健壮,真柔软,我是什么都负担得起。到夜里去派对跳舞,真有恋人的人都不会和恋人跳。总是和些知道名字却不熟习的异性,拥抱在一起,扭动在一起,音乐又吵又尖,都是重金属风格。在里面谁都不能思考。汗水,自己的或者别人的汗水像泉水一样融合在一起,于是整个舞厅里的人好像都建立了一种暂时的不知羞耻的亲密。
谁都知道这样的快乐不是幸福,可一旦尝试过这样的快乐,谁又可能逃离?快乐地满头大汗地从舞厅里奔出来,对面走来更多享乐至上的少男少女。他们的父母是从小花了大把财富培养他们芭蕾或者古典音乐,可他们还是要在后工业化重金属风格的嘈杂中凭着本能的情欲换快乐和放纵。他们在樱花树下调情,而那棵硕大粗壮的树长在那里,周围配着哥特风格的瑰丽建筑,建筑内现代化科技一应俱全,这些投入总需要几百几千万美元。他们学的知识,都是出自Peter Singer之类和他们一样享受着这样优渥生活的学者,他们的理论精密复杂,不切实际。他们现在经历的,并不比同龄人更加高等或者更加接近真理,而他们毕业之后,注定要成为精英中的精英。这个制度是不公平的,连他们都注意到了,可谁都不想去改变。
从前有一个神童甲叫Charles Fefferman,12岁进大学,20岁从普林斯顿拿了博士学位,22岁从芝加哥大学拿了终身教授席位,然后回到普林斯顿专心于数学分析,29岁拿了菲尔兹奖。
后来又有一个神童乙叫Terence Tao, 中文名字叫陶哲轩,虽然其实只会说广东话,压根不能写中国字。这位天才据说两岁的时候从《芝麻街》自学阿拉伯数字,13岁拿了IMO金牌,21岁从普林斯顿拿到博士学位,24岁在UCLA拿到终身教授席位,31岁拿了菲尔兹奖。
神童也有老去的一天。一天,神童甲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已经60岁了。普林斯顿数学系问他,想搞什么庆祝活动,庆祝神童的一生。神童甲说,想把一帮子世界各地的数学神童请到普林斯顿做报告。神童乙当然是邀请对象之一,神童乙在普林斯顿做博士时,本来是神童甲做他的导师,神童甲做导师到一半,发现神童乙太强悍了,只好推荐神童乙去找神童甲的博士导师做导师,也就是神童丙Elias Stein。
于是普林斯顿这一周有一个Fefferman Conference。今天下午陶哲轩做演讲,内容是 Kakeya Conjecture,据说证明这个就能证明欧几里德几何了。他在kakeya猜想上做过许多研究,讲得太触类旁通了,听懂了10%。
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听者多为数学博士生,席间只看到四个女生和一个中年妇女。满脸胡子的Fefferman坐在第二排,身边没人坐,看起来很落寞,我跑到第二排,问他能不能坐在他身边,他像从沉思中突然一惊,忙说,行啊行啊。
陶哲轩极瘦,一张秀气的广东人的脸,苍白如雪。他语速飞快,我从未听见有人能把英语说得那么快,他握粉笔的力度很大,黑板上都是深深的字迹。整个演讲一小时,他一直很兴奋地讲着,忘乎所以地讲着各个能攻破Kakeya的方向,以及所面临的困难,脸上冒着虚汗,简直像刚刚吸了毒。
Fefferman20岁拿到博士,陶哲轩21岁才拿到。Fefferman22岁拿到终身教席,陶哲轩24岁才拿到。Fefferman29岁就是菲尔兹,陶哲轩31岁才拿到。可是陶哲轩要比Fefferman更聪明,他对数学的很多领域都感兴趣,都有极高的天分,而Fefferman一直在做数学分析。
出了演讲,我和朋友都觉得陶哲轩在四十岁之前还能再得一次菲尔兹。然后,天有些下雨,我有些触景生情,我说,我觉得陶哲轩也许不能像Fefferman活那么长久。Fefferman拥有的是睿智,稳操胜券,好像什么都在自己掌握之中。陶哲轩有的是激情,好像神在他眼前施恩,展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数学世界,他在和神赛跑,飞快地说话,飞快地写论文,以1.5倍的速度生活着,好像知道这样波澜壮阔的图卷很快要在自己面前合拢。朋友说,他也是这么觉得,但是1.5倍速率的人生,一定很值得。
发信人: windivy (菠萝|小胖|喵喵之歌), 信区: Law
标 题: 一点点关于就业的想法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9年05月09日23:39:50 星期六), 站内信件
临毕业的人了,实习、求职的经历都已远去,但仍然深感经济危机对于法律就业环境的巨
大影响。偶尔有一些想法,很难说正确,但起码或许可以和师弟师妹分享一下,对于未来
也难说有帮助呢。研究生的哥哥姐姐们看过笑笑就算了,一点点砖见,不当之处,轻拍。
现实的说,毕业外所/顶级内所2~3年工作经验,美国top14的llm,(或3年top14 JD)加
上NY律师资格,去外所当Associate1拿10几万的刀曾经是毕业3年后高薪的最佳(也可以
说是最稳妥)途径。但事实上,其实自从2007年底纽约招聘的高潮井喷过后,形势已然急
转。以后学弟学妹们如果再要考虑职业规划,最好能谨慎地批判这一曾经的金律。
首先,按照今年的形势,曾经的薪水和口碑都最高的三家内所JH,HW,FD目前已经有两家开
始减薪强制休假。今年除了FD继续保持坚挺,其它两家的新人HC几乎freeze。至于待遇稍
低的KW,更低一些但是仍然属于一直口碑比较好的ZL,TY, TS, JT今年几乎也是全线停止招
聘。至于外所,本来就极少招人的精英级美国律所和神奇圈的英国律所今年就招的更少了
,曾经招过人的诸如Simpson, Sullivan, Clifford Chance, Freshfields, Herbert Sm
ith今年几乎都没有行动,除了CC清华要了一个,HS 北大招了一个奖学金项目外,似乎还
没有其它比较确实的动静。而其余的一些优秀外所除了DLA和PH有些行动,也没有声音。
AO,WC,LV,HS,Baker...其实从实习的角度还是有不少所有动静的,但是最后能给full ti
me的少之又少,而PH由于去年11月份上海的巨大裁员也使得其口碑面临前所未有的争议。
其次,这种趋势应该在短期内仍然不会有太大改观。必须清楚的是,这类律所其实都是d
eal-oriented的类型。市场活跃,业务量大,自然招聘。即使从经济基本面来说,国内经
济的走势似乎已趋和缓,但一定数量的外资也已经被迫撤出国内,而国外资本市场的衰弱
也使得海外IPO几乎停滞。并购其实并不像通常所想的经济衰弱时期会出现强吃弱的情形
,整个并购/投资市场仍然处于萎缩局面。即使创业板出现增进了很多业务,国内资本市
场也渐趋良好,但由于上面所提到的绝大多数律所根本不涉足这些业务,所以短期未来几
年进入这些律所的难度会比0708年困难的多。当然,从一个每级都有新人,律所人材储备
的角度,仍然还是有机会的。但从今年交流和了解的情况来看,国内律所对这个问题大多
没什么认识,而国外律所人事招聘权有限,大多由其本土律所掌握人材断档这样宏观层面
的问题。
最后,即使能顺利进入这些律所,想要通过读llm进入外所associate从而获得薪水的巨大
提升仍然是极为困难。如果站在一个高的角度,这和llm学位的贬值无关。其困难在于:
1)经济基本面仍然不够活跃;2)律所大多在07年底招聘过多,消化成为问题;3)在未
来两三年会出现一批极有竞争的06/07年加入顶级内所/外所的学长学姐出于各种考虑出国
读书希望转入外所associate获得global pay。因此出国读书成为优秀外所得internatio
nal counsel/legal counsel/china counsel/legal assistant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转
为正式的associate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从这个意义上,JD或许会好一些。但其实前些
年与其说是JD吃香,不如说是中国的JD由于国内市场前景的原因吃香。但目前看来各大外
所的中国团队已经逐渐趋于丰满,所以这个问题也较为复杂,就不多做论述了。
总而言之,我个人并不看好曾经的这样的职业规划发展。那如果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怎样
的职业规划会比较好呢。我个人认为,相比于几年前3年内成为外所associate的憧憬,现
在在7年内成为优秀内所的合伙人或许更为靠谱。长远看来,中国的法律市场其实仍然拥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是由于外所得存在和高薪的顶尖内所,几乎把现在的高端法律市场
定义成为了证券、金融、并购相关的公司业务群。而对于其它一些相对拥有潜力的领域,
比如劳动、诉讼、保险、银行等却相对忽略。也因此有一些其实很有趣做的很不错待遇也
蛮不错的律师事务所被忽略,比如transasia,噢,当然这并不是内所。而对于一些传统
的顶级内所不愿意碰得客户,比如中小企业,其实仍然存在巨大法律服务市场,只是打交
道的成本和困难程度明显高于跨国公司。但如果以一个7年为时间轴,都或许是创业发展
等等极好的方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相当优秀的已经逐渐有了稳定的高质量客户群的中
小型律师事务所出现,如果能加入这样的律师事务所并且以成为该所的合伙人为目标,或
许是比较靠谱的职业规划。当然,如果能进入JH,FD,HW,KW,TS等,则一定要以成为合伙人
为目标奋斗,千万不要认为累积了几年经验跳外所会像以前那样容易。而事实上,尽管在
招聘的时候这些律所多会以5~7年成为合伙人为诱惑,但其实并不那么靠谱。尤其现在这
些律所所竞争的市场的蛋糕被越切越细,市场本身规模难以增大,而一批一批年轻的合伙
人和senior律师还将继续进入市场,所以在7年内成为一个可以独立吸引客户完成项目的
合伙人仍然是一项很难的任务。前两年的时候这些律所均吸引了一批优质的外所senior
associate转移到内所成为合伙人,并由曾经的内所资深合伙和他们合作完成一些项目,
帮助这些外所过渡的新合伙人树立形象拥有独立客户,但未来这种机遇将很难再次出现。
总而言之,关注并进入一些其实很有潜力但并不如jh,hw,fd,kw那样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应
当是一条极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发展道路。恩,我也一直在留心这样的律师事务所,道听
途说了一些,找机会再分享吧。
还有一条道路,就是撇开法律走上其它的职业道路。前几年来,由于律师事务所的高速发
展,某种程度上法律毕业生都存在着一条其他专业学生无法竞争的特权的就业方向。由于
律师事务所待遇相比于著名企业毫不逊色,锻炼和前途也颇有优越,因此很少有学生关注
律师事务所以外的道路。如果可能,在早一点的时候广泛了解一些律师事务所之外的企业
、银行、咨询,然后进入优秀企业,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运气好,以后利用在相关领域
的知识和朋友一起回归法律业合办律师事务所也是可选的退路。哦,对了,曾经传说在律
师事务所做过几年之后跳到投行比较容易,但其实这是一个颇为不严谨的说法。在和MS,
GS的人聊了较多之后,发现这个说法的严谨版应该是:外所middle-level以上associate
,以境外交易结构/上市/并购为技术,才有这样的可能。当然,一直以来hw,fd都有律师
借调到gsgh作为analyst,这倒是事实。
一点点混乱的感受。但切身感触今年而来的一些变革,诚恳地祝福以后的学弟学妹放开视
野,不要束缚于一些过去的职业规划。目前看来,很多东西都处在一个反思和变革的时期
,是否做一名律师是一件可以比前两年更认真思索的事情。两年前的路太好走了,过去十
年法律圈子内出现了无数令人艳羡的活生生的实例。但很郁闷且滑稽的是,似乎那样的时
代已经不再有了。起码短期内是。
其实我发现现在一年一年小盆友们越来越功利,天天被几个外所的薪水诱惑着。其实如果
你知道那些后来在外所但是被迫离开的学长学姐的故事,或者读了llm后去香港做一个in
ternational counsel,但是天天被documentation无趣的摧残又看不见转行或升职前景的
故事时,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问题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综合来看,人生没什么捷径。其
实人生很长,用长远的视野去看一些东西可能会有帮助。目前来看,在法律这个圈子由盛
,可能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薪水越低的人,10年后乃至20年后会有很惊人的成就呢。
一点点杂想。其实还是想在离开这个园子的时候再给这个园子做些什么吧。
不要转到其它地方!!比如joke,totoo,smth….